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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周汝昌的君子之交

胡适先生仅仅和当时的年轻红学者周汝昌通过几封信就把自己的珍藏甲戌本《石头记》借给了周汝昌，足见胡适先生爱才心切，不考虑个人得失，真正做到了“不著相而行布施功德无量”，要知道甲戌本《石头记》那是价值连城，世上仅有的一本。再说周汝昌，有人建议他黑了胡适先生的甲戌本《石头记》，据为己有或者献给国家可以立大功，但周汝昌不为所动，毅然决然的还给了胡适先生，要知道，这段历史发生在战争时期，胡适先生当时在台湾。

总有一种愚，胜过聪明

周汝昌是继胡适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1947年，周汝昌还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就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与“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展开争论，两人一来二去通了7封信后，成了忘年交。

胡适在知道周汝昌不过是位尚未毕业的学生后，不仅不鄙夷他，还于1948年在自己家里亲切接见了周汝昌。交谈中，周汝昌得知胡适珍藏着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时，就冒昧提出借阅并过录。胡适没有犹豫慨然相借。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周汝昌得知胡适不日将离开的消息后，在西郊燕京大学进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冒着危险赶到胡适的家，将甲戌本《石头记》完璧归趙。几天后，胡适到东单临时机场登上飞机，离开北平。登机时，胡适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归还的甲戌本《石头记》。

后来曾有人对周汝昌说：“你就是书生气太重，那时你如果将甲戌本《石头记》留住不还胡适，待北京和平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将其捐给国家，岂不是立了一大功吗？”周汝昌听了后一时反应不过来，好久才说：“说我书生气太重我认同，虽然我不懂政治，但我懂得传统道德，懂得借人物品，一定要归还这个传统美德。更何况甲戌本《石头记》是珍贵的孤本，胡适先生能慨然借给我，我一直对他充满敬意与感激，岂有不还的道理？如果真的据为己有，岂不是亵渎了中国传统道德？以后我还怎么做人？所以说，我压根就没有想过立大功，因为甲戌本《石头记》原本就不是我的。